对于实验的梳理与反思
(文/黑昼)
（一）
在当当看书，却不知道买什么书好，因为书架上的很多都没有读过，另一些则是胡乱读了一下，有的甚至不记得是否买过。另一个原因，是不知道该怎么读书，也不知道读什么样的书了——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我都可以列出很长的书单，而还是觉得那根本不够，还有更多的书籍我知道名字，结果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处在转型之中”——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而且也不仅仅是安慰而已——转型，意味着思想上有了变化，对于我而言是从极端自我的实验向后退，给自己一个实验的底线——也许不应该说是底线，而是根基更牢固一些，我以前从未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我喜欢读一些关于历史上禅宗、宋明理学之类的东西，也喜欢西方历史中希腊的悲喜剧，但也只是从别人的专著中窥其大概。“想要毁灭一个东西，必须充分了解它，从内部瓦解”，这句话作为我反传统的一个理由和方法，所以对传统中的东西多少有一点了解，而渐渐感到从现当代的学者那里浅显地了解传统是远远不够的，不仅是作为反对它的依据是远远不够的，而我的反传统的想法如今也逐渐被我否定。“为什么我的脑子里冒出这样的想法——反传统，似乎只有反传统才是当下文学的出路”，而真的是这样吗？作为我写作的一个前提，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无知的、可怕的想法，虽然早前就读到徐复观对于传统的文章，而承认传统的价值是最的事情。最初读到苏珊桑塔格也是这样的，起初只是随便浏览了一遍，而文章里的句子一直在脑海里盘旋，虽然只是几个简短的句子，而在记忆里留存的部分可能已经失真，还是无法释怀。提到桑塔格，不是没有道理的，我07年开始的实验和桑塔格是密不可分的，记忆最深的是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论述，而桑塔格是怎么论述的我已经记不清楚，只是我逐渐剥离感情走向彻底的形式主义。
写作的基点：1.杀死内在之我；2.对艺术史的梳理；3.达达和非非。写作是无意义的，是语言的娱乐，所关心的只是语言。个人对写作的探索建立在无意义的基石之上，直接从艺术源头打开缺口。啃骨头。梳理，而保持距离。延续非非，去除能指，打破文本沦为声音的悲剧，打破主体的中心位置。非非完成从感情到世俗的转变，我选择物质代替。物质对立于感情，而不是精神，我说的物质具有精神性。科学，指文本的明晰，词语的精准，不粘结。
写于08年的《写作的基点和方向》在我看来是可疑的，对于“写作是无意义的”宣言式的口号，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成熟的写作者力图与众不同的呼喊，而这样的呼喊同样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样的口号对于写作毫无益处。而写作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的呢？我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即使我非常推崇的法国小说比如贝克特、格里耶还有图森，或者哲学家罗兰巴特、吉尔德乐兹或者福柯，他们的写作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从中获得营养。剥离感情，在我看来是将“我”
从文本剥离，从而打破主体的中心位置——其实剥离感情来源于我对感情的逐渐不信任，因为社会中的“我”对感情不信任，所以在文本里我拒绝参杂任何感情的成分。而现在我改变了这样的认识，一方面与年龄的增长有关，另一方面与不断读书知识逐渐丰富有关，不再片面化也不再那么偏激。虽然我对07到08年的作品认可，但并不能否认它的根基不牢固，一方面来源于我的性格，一方面来源于后卫实验室，还有的就是来源于贝克特和格里耶。
写作抛弃成品，反主题，无高潮，没有开头和结尾，类似基因重组：1.去功能化，拒绝抒情或叙事，拒绝意义；2.对形式的尝试，自由探索。实验将感情与事物的本质转化为表面的形式与结构，素材及内容。指向本质，不拘泥于肉眼。艺术所反映的表面，不是事物反映在眼球上的纯粹物化的表象，相反，将事物的内核均匀涂抹在球体表面。表面从物质的、视网膜的，转变为精神的、本质的、内核的。我提出的对感情的拒绝，将科学与物质设定为艺术的方向，准确，甚至精确；科学和物质被感情浸染，涂抹均匀，这是实验与非非或废话的分水岭。具有抽象意味。蒙德里安认为抽象艺术通过完全表现其客观存在的方式，探寻对本质真实的表现。蒙德里安的绘画：透视，逆光。逆光具有反传统的审美效果（蒙德里安讨厌审美，蔑视体积与深度，而蒙德里安接受完整的传统绘画教育，过久滞留于传统）。画面的深处是光亮，近处是因光亮刺激，反而显得黑暗。
这里试图通过暗箱操作达到内核和表面的相互渗透。暗箱操作，是实验必须经过的操作手段，而经过如此处理的作品往往面目全非，完全找不到作者的意图和目的，其实是一种很混乱的思维逻辑。这样的论述过于玄，是思维的懒惰在作怪，希望通过语言的晦涩和面目全非掩饰自己的浅薄。而有一点是我至今坚持的，是语言上的物质化和科学化，物质是说语言是无颜色的，而科学是指语言的精确、准确，这两种品质是可贵的。写作始终是从心出发的，即使在我最疯狂的时期也没有否定过这一点。只是我曾经可以把文字弄得面目全非，弄得无法理解，需要把那一个我从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对于《声音》、《镜头17》、《一条名叫小璐的狗》等诗歌，我至今还是很喜欢，而更多的，是被我否定的，包括《半坡人》，这个过于拉杂。“而我该回到哪儿，该从哪里开始？”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最迷惑的，《后卫的死亡与复活》过于简单化，其中的章节不如06年的《六种颜色与白》。06年下半年写了很多组诗，现在看来都很不成熟，有的是语言上，有的试图重启自动写作，实验均宣告失败，但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文字必须忠实于我的内心，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往往被我丢失。我所欠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必要的阅读。当环境是干燥，如果内心一样是干燥的，那么思想必然也是干燥的。写作的出发点是一个人的内心渴望发出声音，而不是条条框框，我想这是我逐渐失语的主要原因。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用单纯的眼睛看世界，那种老顽童的心态，对，就是玩的心态。
（二）
玩，被我等同于实验，我在《屏风诗歌》的个人介绍写的诗观是：实验，玩。而玩，现在看来更接近娱乐性质。或者说，界定为一个具有娱乐精神的人，而有时候玩是一种无奈或者说无希望与无聊状态下的一种自娱自乐，是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当外力强过一个人的内心，此人就会处于防守状态，而如果这种防守是长久的，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到时间到来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当朋友说不过是一个大染缸，以闭眼跳下去算了，而不能跳下去，还是给自己留一点希望的好。或者说，这是一种绝望的状态，是偏执狂，因为无法在现实中保持自我，无法在现实中展示自我，只能逃避和绝望的防守，所以在作品里无限夸大自我，而因为知道自我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又拼命在作品里抹杀自我——一种极度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保持自我，这个自我同时是自尊，另一方面又要掩饰、躲闪，装作一无所知、沉默、木内，向社会上的头脑灵活的人学习如何适应社会，在杀死自我和保护自我之间，出现了无法磨平的裂痕。而如何弥补这样的裂痕，或者，如何很好地让二者和平共处？我选择的是沉默，木讷，是浪费时间，每天上下班的时候骑在自行车上向旁边和公路平行的火车道张望，然后看到火车从背后过来，或者从前面过来，幻想着有一天、有那么终于到来的一天，可以坐上火车离开这个鬼地方。而离开这鬼地方，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依然是我不知道的——现在的生活不是我要的，而我要的是什么呢？我对于我所要的是没有把握的，尤其是那一天即使有一天真的到来，我也许已经结婚生子了，又该怎么离开？最后的结果，是我在04年编辑《行星诗刊》的时候在后记里写的，远离诗歌，孤苦此生——是没有结尾的讨论就像这一首《空》：空是一个我们没到过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空房子/空房子里有一张空荡荡的床/一个名字叫做空的人/坐在一只空木头做的空板凳上/读一本称为空的书//我一次在梦里遇到空/那个叫空的人没有身体与眼睛/空用空洞的声音对我说话/那声音真的很空/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空在梦里说了什么//在大街上我看到那么多空人/我对自己说这一定在做梦/直到他们的嘴里冒出乱烘烘的声音/我才发现我的周围一直很空/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很空很空。
娱乐精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无奈，就像反讽是一种无奈——《如何众叛亲离》的“道爷”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当你挖苦讽刺，只是你没有得到。那么，是我没有得到，所以我选择玩，或者说，当主流的媒体、杂志充斥的是自己不屑的东西，而自己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媒体，并且也看不到进入主流媒体的希望所以自暴自弃，选择了娱乐精神——自娱自乐。这样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写作都是很没有希望的，那么，为什么选择写东西呢？其实这就像一种病，如果你问一个人，你为什要得病呢？“其实我很不希望得病的，只是我得了，我也毫无办法”，我想，对于这样的回答你还是不满意，只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也不想写东西的，只是，我写了，我也毫无办法。
而娱乐精神和我说的玩还不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玩更多的是一种积极性的创造，至少是一种积极的常识。那么，第二段的假设——“那么，是我没有得到，所以我选择玩，或者说，当主流的媒体、杂志充斥的是自己不屑的东西，而自己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媒体，并且也看不到进入主流媒体的希望所以自暴自弃，选择了娱乐精神——自娱自乐。”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是这样的——“那么，是我没有得到，所以我选择玩，或者说，当主流的媒体、杂志充斥的是自己不屑的东西，而自己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媒体，并且也看不到进入主流媒体的希望所以……”，所以的后面，是这样的：所以，选择抛离那种固化的写作方式，尝试不一样的写作方式，从完整的故事情节后退，从表达各种不论是小资的还是小农意识的感情倒退，从维护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伪道德立场后退，从当下的所谓文学传统后退，直接寻找艺术的原点，直接从西方的艺术寻找营养物质——更多的时候是后者，所以就有了面包，牛奶，而更多的时候，是想把整个事件搞的支离破碎才开心，才会觉得舒服一点。“是掌握不了话语权的一种变态心理，或者还要惨杂更多的更为复杂的心态？”，或者是，“看着一群SB手舞足蹈像一群白痴占据着这所房间，而我们，就像虱子或者臭虫老鼠一样，或者还不如臭虫老鼠，有时候就像被埋在地面的碎玻璃片，使劲摔碎了自己的花瓶即使摔碎了还是被埋在地下，不但伤及不到任何人，而且任何都不到一件花瓶被摔碎了更不要说有人站出来圆场说：岁岁平安，哈哈，岁岁平安！”偏执，也是一种不服气，“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安于现状，而又——，这一次找了另一个说法，是另一个名词：浮躁，是的，实验是不是因为我们浮躁呢？
（三）
实验是独辟蹊径，是不满足于现状而渴望找到一种不同于当下的方法、方式，而这样的开拓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的。结果往往是这样的，我们轻易否定了一种写法，试图建立另一种方法，而我们抛弃了一种写法之后却发现另一种写法并没有建立。这一点有一点像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虽然斗士们把高次元和低次元的传统文化一网打尽，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另一种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文化。而每一个“极端反传统的人，都是在新的思想上，新的事物上，乃至在一切学问事物上，完全交白卷的人”①。口号可以把空气弄得燥热，使得感情的冲动大于理智，而无法端坐于案前以平和的心态写作和做学问。
“或者说，极端的人，其实是浮躁的；抑或者，喊口号的人，其实是浮躁的？”对于前者，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极端的人是不可靠的。极端的人是狂热的、易燃的甚至暴戾的，因为极端的人在知识上往往是匮乏的，对于历史和传统缺少起码的认识和尊重，很容易被狂热的想法吸引，也往往喊出空泛的口号。而作为一个极端者，同时也会是一个无知的否定主义者，轻易抹杀经过大浪淘沙剩下的经典的价值，把精力放在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作品上，在挫败感里耗尽光阴——而我认识到这不仅是无知造成的，还有另外的力量，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感：无穷无尽的濒死的折磨！在北京一个人住在宾馆的日子，我对这种恐惧感有了切肤的体验：有一次我看到了我几岁时就开始遇见的噩梦，我一个人呆在宾馆里，临近半夜的时候，我想到了死亡（我们怎么才能阻止死亡呢？意识是一点一点侵蚀我的，我首先感到恐惧，接着我想到了院子前面的哭声很突兀很尖利的声音穿过树木和空气，而我不记得那是夏天还是秋天，天亮的时候我被告知一个人离开我们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这种消息在电影里是迷人的，作为观众，身处其中时的感觉和看电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身边摆着一部手机，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噩梦了，而我意识到我什么都没有做，不是现在，当下，不是，而是我一直都没有做。谁能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呢，我以为那是很久远的事情，因为生活和死亡被划出一条界线，而我处在界限的这边，我拒绝向另一边观察。（《从里到外的噩梦》）
我曾经狂热的认为历史留下来的只是极个别的人，在科学方面人们记住的只是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三个人，而文学上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知名度的人也就是莎士比亚等几个人，所以这一度让我很沮丧。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现在被广知的除了孔子、庄子、老子，还能有谁呢？而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皇帝曾经显赫一时、不可一世，也都被历史埋没，所以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而所被记住的必然是有创造力的人，是因为做法不同而被人铭记的——现在想来，这样的想法多少有些可笑。为什么一定要被人记住呢？因为我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当我死亡以后，地球上的生命依旧生生不息、代代繁衍，由此对我以后的所有生命产生了嫉妒感和仇恨感。而这样的想法不仅是自私的、狂妄的、极度自我的，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浮躁来自于无知，而浮躁也限制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追求，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一旦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悔恨由此诞生：浮躁的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半坡人，就像悬浮在半空中，想落到地面而又不甘心回归平凡，想从半坡升向高空，却后继乏力。这是一种很痛苦感觉，地面上的人大部分是中间体，而中间体是愚昧的、真正无知的、不知真理为何物的，半坡人无法混迹其中。高处的人是经过漫长的历练、磨砺和自身不断努力才能达到的，半坡人又没有那样的能力，多尴尬的处境！所以，实验不是浮躁那么简单，一个人之所以实验，也不是怕死那么简单。
①出自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
（四）
中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大众吃的是大便，或者说是中间体吃的是大便，吐出来的当然是臭烘烘的大便，潮湿的大便，黏糊糊的大便，倒胃口的大便，弱酸性的大便，不过是加了一些唾沫，于是固体变成了液体。潮湿的泥土里种植的青菜呢，青菜进行光合作用、呈现绿油油本色的阳光呢，茁壮的肥料呢？遗憾的是，人们喜欢大便，超过一切。大便，和中间体是对应的。中间体是社会的大多数……”——把中间体和大众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是不太合适的。而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二元对立，也不合适——从鲁迅艺术学院开始说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理解。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成立大会并讲话：“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还为鲁艺题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而在此前的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鲁艺后来沿着什么样的道路走？——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5月2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几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作“结论”发言。5月28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知识分于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6月，是著名的整风运动……而毛泽东在1942年4月23日对什么是人民大众有如下论述：“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我们的文艺要为这绝大多数的人服务，自然这样的文艺是大众文化的，因为他的受众是大众。这种统一论完全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农民甲和农民乙的知识阅历是不同的，同样工人甲与乙也是不同的。（回顾这段历史对我是一种煎熬，尤其阅读《讲话》，当文学艺术沦为工具、成为喉舌、一种统一的声音，不论对于受众还是写作者都是可悲的）。我们由此失去了太多东西。文学艺术开始沿着另一种方向前进，而这种方向经过时间的累积和官方的控制，在今天成为一种特殊的传统，至今占据着很多写作者的头脑。而不一样的艺术，由此失去了浮出水面的机会。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土壤因此变得异常干燥——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虽然有作者曾经带来一股湿润、凉爽的空气，而那却是早夭的，这并不难理解：一方面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数千年的传统，一方面我们对西方的认识是粗放的——紧紧抓住现代的甚至是或现代的文学艺术哲学显然是不够的，是冒失的，是粗浅的，也是浮躁的。
虽然我喜欢美国的纽约艺术，喜欢安迪沃霍尔，而这并不能成为我喜欢大众文化的理由——美国人对文化的认识和中国是不同的，两者的存在时间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高次元与低次元相同，对于当下的文化，同样有高低之分。如果将《讲话》里提倡的文艺定义为大众文艺，那么这种文化是需要反对的。而且不仅是这种文化，还有当下的很多文化潮流，都是需要反对的。而这个反对不是利用权力（官方）压制，而是通过寻找、探索、实验寻找到另一种文化。对于实验者，这是常识。有意避开，是必要的选择。
而情况远远比这些复杂。我们失去了高雅文化，丢失了精英阶层，不见了自有知识分子——学历沦为包装，就像头顶的帽子。我们所要的，是恢复，把丢掉的捡起来。而实验，不仅仅是创新，不是单纯的标新立异，也不是愤怒或者绝望。实验者任重道远。“那么，实验是要恢复精英文化吗？”我想，实验者的内心可以有这样的想法，而又不是这么绝对，不然这会成为另外一个口号——口号与标签对于写作的害处大于益处。“实验，是自由者的孤独之旅。”而实验需要梳理历史，然后对于某些需要躲开的东西置若罔闻——躲开了，才不是半坡人，也不是单纯的愤青，而是理性的、务实的，同样也是自我满足的，指向内心的。
（五）
熊十力曾痛骂徐复观不会读书，说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有坏，须先看出好的地方，再批评坏处，如吃东西，经过消化摄取了营养。如读不进书，只是聪明自负，则无法走进学门——读不进书的人，具有双重性：一是极度自我，看不上任何的作品，无法安静读下任何一本书。有啃骨头的决心和勇气，而无啃骨头的毅力、耐力。一是极度自卑，对于自己的作品怀着既爱又恨的态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是杰出的、精彩的、无与伦比的；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作品有太多的缺点，尤其在作品的语言和结构上，虽然具有独创性，而因为吸收的东西太少，总显得稚嫩、单薄、简单。如果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发现是简单而稚嫩的，那么只能通过暗箱操作来弥补——经过大脑皮层的中心整合、跳跃性、肢解，从而显得歧义丛生；或者是简单的重复和反复。而这毕竟只是写作的小技巧、小伎俩。
读书和写作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自己的作品之外，还有别人的作品、传统的作品，有舶来品、自己过去的作品。如何处理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于我这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这个问题也可以被置换成另一个问题——对于写作者，应该怎样读书。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读书。应该怎样处理读书和写作的关系。写作时应该如何拜托外力。再延伸一些，应该关注哪些其他的艺术门类。应该从艺术的其他门类中汲取营养。
读书不求甚解，一直是我读书的态度。所以读书只是胡乱翻书，即使是最认真的读书，也只是从头看到尾，然后把书扔到一边，只记住书里的一点点东西——这样的方法，好不好呢？多年以来，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我是一个思考型而不是一个记忆型的人，而现在我认识到，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害人的。读书，还是需要目的的。若只为兴趣，针对自己的胃口而读，对自己的写作和做学问都是没有太多益处的。读书不求甚解，对于书的理解是粗浅的，虽然放下了书的实体，却无法放下这本书的灵魂。等书读得多了，那些书的灵魂聚到一起纠缠和厮打，而你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纠缠，为什么厮打。读书需要读原著，若只是读一下评论，或者从别人的只言片语做揣测和理解都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过于小聪明，反而会害了自己。因为是粗浅的认识，写作时往往在形式上靠拢，做到的只是表面功夫——形似，而神态全无；无法摆脱灵魂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阴影。所以，读书还是要老老实实。读书破万卷，是读书人神往的事，而若是单纯的数量，反而不如老老实实的好好肯几本好书。读书最疯狂的时候是读大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要从读书馆报来一堆，基本上每天一本。算起来整个大学时代读的书至少有一千本。而写诗最疯狂的时候是从高三开始到大三上半学期，基本上三天可以写两首，有时候甚至一天写七八首，所以虽然后来写得越来越慢，总的数目加起来也早超过一千首了——现在想一想这样的读书和写作是毫无理性的，对于自己也是无益的。只是浮在表面，而没有沉实下来，所以无法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不但无法欣赏那些艺术品的妙处，无法学到精髓，而且写作的时候也无法回归自己的内心，只是胡乱发力，在表面打转——想一想我曾经的愤怒和受到的些微表扬，真是觉得羞愧难当。写作若要摆脱外力的影响，须要从外界汲取营养使自己强大——不要因为后现代而否认传统的智慧和力量，不要因为作品的缓慢而觉得乏味而随手扔到一边，不要因为骨头的晦涩难懂而拒绝为此浪费时间，不要因为缺少的东西太多而手足无措而悔恨叹息。读书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艺术的探索，而真理和艺术的价值，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好恶而贬低。
而读书，同样需要抛弃的是幻想。这个幻象，其实是欲望。欲望有两种，一是金钱，一种是名声。读书人往往渴望获得的是后者，而对前者嗤之以鼻。其实同时欲望，大不必五十步笑百步。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读书可以带我离开我工作的地方，离开我的工作，虽然显得过于不切实际——虽然这是一个很单纯美好的愿望，却对我的读书造成里很坏的影响。当我拿起一本书，我会想，读这样的书有什么用呢？要用很多时间才能理解这本书，读了这本，我还要读更多类似的书才能充分理解这个学科，等我了解了这个学科，怕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是无法离开的了。而若是读了一本贝克特的或者格里耶的，读到十几页的地方我会对自己说，这样读下去有什么用呢？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语调，并没有什么过于高明之处，所以开始胡乱翻书。而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应该读一下他们的书，再翻出来，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所以还是一样的不理解，与书没有感情交流，从没有把书当做朋友。是啊，把书当做朋友，那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实用主义的读书方法，实际上还比不上洋务运动，那至少是物质方向的，而读书是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观念有害无益。虽然不甘心留在这里，但是不要寄希望于读书，读书始终是无用的。读书带不来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因为古人读书是为考取功名，而功名可以换来官位，而官位可以换来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而实验者读书缺了一链，就是官位，官位不是读书换来的，而读书若是为了官位，读的也不是艺术文学方面的书籍，而应当是《厚黑学》、《求是》等书籍，即使读文学作品，也是丁玲的、巴金的、冰心的、毛泽东的，而不是沈从文的、格里耶的。所以，放弃实用主义的读书方法是明智之举。若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可以在社会层面展开交际，而不是靠读书解决现实问题：真理和艺术从来不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
而读书人，往往具有双面性：一面是文学艺术的，一面是知识分子的。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针砭时弊，慷慨激昂，一文不名而心忧天下——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总有弊端。历史上有很多读书人为社会奔波，入狱者不乏其人。而改造社会，不是读书人的责任，更往往因涉入政治而妨碍写作和做学问。读书人的职责是读书、做学问，而不是改造社会，更不是动乱和造反。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不是一种人，不要混淆在一起的好。那么对于读书人，读数为了什么呢？不为弘道，不为普度众生，不为改造社会。读书，然后写作，得失寸心，如此而已。
